往事难忘

1947年初春，一个女孩降生在海陵岛那洋村的一户人家。当接生婆报出“系个妹仔屎”（“妹仔屎”是当地对女孩子鄙称）消息的那一刻，翘首等待的奶奶马上黑沉了脸，随即吩咐一个静候在旁的妇人：“把她抱走吧！”那妇人马上欣喜地走近产床边伸手要抱走女婴，但产妇舍不得，紧紧地搂着孩子，泪流满面……

按当时当地的习俗，女孩子长大出嫁时，娘家要支付一笔价值不菲的嫁妆；待出嫁女生了孩子，当孩子满月、周岁时，娘家都要做很多煎糍、麻蛋（用糯米粉做成的小圆球，裹着糖粉油炸）、鹅仔（米粉包馅做成的点心，炊熟后外形像小鹅），用一对大竹箩装了挑到女儿家，叫做“担满月”“担对岁”。那个时代的人家普遍孩子多，如果有几个女儿出嫁，每个女儿又生养三四个孩子，娘家就得接二连三地做着这些事，既费财又费力。因此当时村里的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，都把女孩叫做“赔钱货”。女婴上面已有两个姐姐，在产妇怀孕时奶奶就指着她的肚子说：如果还是女孩就送人！其实，奶奶一早已找好了人家，据说那家人还为女婴起好了名字，就叫“阿爱”。但产妇死活不肯松手，奶奶没有办法，只好差人去找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的儿子征询意见。儿子的回话是：“既来之则安之，留下吧。”

那个差点送人的女婴就是我。是我的父母摒弃了旧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，把我留在了他们的身边，使我和其他姐妹兄弟一样享受着亲生父母的疼爱。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！

1949年3月18日，妈妈给我们生了一个弟弟。全家人欣喜若狂。当年9月，阳江解放，仅仅半岁的弟弟竟然开口叫了一声“妈”！

那时候，父亲在广州求学，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在乡下家里，与父亲聚少离多。99岁的老母亲现在都还记得，父亲当年追随王力先生，放弃了原来就读的广东省文理学院学籍，因报考中大语言学系而没能回家过年，曾经寄回一封家书，里面有一首诗：

“绿肥红瘦别乡园，转眼韶光又岁阗。王粲登楼时有感，团鸾岁聚梦中圆。”

解放初，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艰难。但父亲还是专心读书，认真做他的学术研究。1951年秋天，父亲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毕业，毕业论文是《阳江话研究》。因成绩优秀，他毕业后被安排留校任语言学系助教，在王力先生的直接领导下担任《现代汉语》教学任务，并参与王力先生主持的《现代汉语》讲义的编写工作。同年12月30日，父亲在《光明日报》语言文字副刊上发表了《广州方言语法的几个特点》一文。

1953年7月，母亲终于获批准带孩子上广州。临行前，母亲问人借了5元钱，然后带着我们4个孩子（最大11岁，最小4岁），步行到海陵渡口搭船过海再乘车到了阳江县城。本来已经约好由父亲一位同学带我们上广州的，不巧遇到阳江工商业主要开大会，在城里开店铺的那位同学不敢请假。无奈之下，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决定自己带着我们踏上了赴省城的旅途。

我们先坐汽车到江门，再买到半夜两点的最便宜大舱票，坐船到广州。妈妈背着梦中的小弟，提着个大包袱；大姐一手拽着妈妈的衣角，一手拉着二姐，二姐拉着我，一串人下了轮渡踏上了陌生的省府大街。按照那个爸爸同学讲的路径，母子5人走走停停，终于找到了在大德路400号冯尚宽的家。冯尚宽是父亲的小学同学，因为他的妻子也是那洋村人，父亲便教我们称他为“姑爷”。姑爷很热情大方，虽然家里孩子多，住得很窘迫，但他还是为我们母子5人安排了休息的地方，还给我们每人端来了一碗粥。

父亲闻讯从中大赶过来，接我们来到东皋大道一间小屋里，这是一位同事借给他的。屋子很小，只有一张床，我们小孩就打地铺，虽然睡觉时会有老鼠在旁边窜，但我们还是非常开心，因为终于能和父亲在一起了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时的父亲正在写《祖国的文字》一书。父亲写文章时喜欢咬文嚼字、反复推敲，经常把一篇稿改得无处下笔了，就让妈妈帮他抄正，他再推敲、修改。住区派出所常会有民警巡逻，他们多次发现在这间简陋得连桌子都没有的小屋里，一个衣着扑素的妇女坐在小凳子，全神贯注地趴在床沿上抄写文章，那娟秀整洁的字体，抄的正是《祖国的文字》的草稿。民警深为这一幕感动，不到三个月就为我们一家5口办好了广州户口。这让住区的其他人羡慕不已，都说“我们来了快三年啦，还没能入户口呢！”

不久，中大领导在学校宿舍区大钟楼的三楼腾出了一间房，让我们搬到那里，因为房子小，父亲还在教师宿舍住着。有位邻居我母亲称她为梁太的，一看见母亲买了点鱼肉，或者食品比平常丰富些，就笑着说：“黄先生今天要回家吧。”

又过了几个月，我们搬到慧福西路一家的三楼，那里有两房一厅和厨房卫生间，父亲终于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了。

我们上广州的一年里，经历三次搬迁，居住条件越来越好，父亲因此感到非常舒心，它的事业也开始取得了成功。在这一年里，他发表了论文《评谭正璧的〈基本语法〉》，与别人合写了《评〈语法讲义（初稿）〉》，在大学图书供应社出版了《普通话读本》；最可喜的是，《祖国的文字》也经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！这是他在正式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著作。后来回顾，1953年应该是父亲人生中的第一个创作高产期。

1954年8月，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，父亲带着我们举家，与王力、岑麒祥、周达夫教授，以及近百名学生一起调往北京大学。

黄绮仙